尽管藤江就任后，积极整顿，扩展业务，但是由于中日关系的恶化，尤其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中日关系更是陷入冰点，中国国内的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打击了日本在华的企业。
藤江在工作之余，关注天津的历史和风俗，专门记述了天津春节的风俗和热闹场面。
日侨的年中活动也非常丰富，春天的时候还可以到新河赏花。秋季运动会则是全体日侨的节日，在津日侨几乎是全体出动。
在陆军纪念日日侨可以到海光寺的兵营内参观和观看庆祝活动。这一点才是范杰下定决心来中日学院最重要的原因。
1920年增田洋行倒闭后，对藤江有知遇之恩的天津日本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对他说：“当年离开东京时，外务省的近卫公说过天津有个藤江，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让他离开天津，必须让他就近工作。”
因此，在船津总领事的推荐下，他担任了天津日本青年会干事兼补习学校校长。后来他还兼任了日华公论的主笔，发表了天津要成为大工业城市、立即扑灭从事违禁走私品者等社论。
藤江真文还开展调查和研究，完成了各国对华权利调查和进行北洋军阀研究。
1921年10月，在东亚同文书院副会长近卫文磨的推荐下，藤江真文就任新成立的天津同文书院干事，辞去了原所兼职务。此后，他又任改名为中日学院的总务长，并兼任中日教育会会员，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
由于藤江真文在平津一带非常活跃，加之人脉深厚，与日侨各界人士交往密切，所以藤江在日本外务省是中国华北极为重要的一枚棋子
第111章 浑水（五）(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