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事拿出来蛊惑人心，弄得舆论哗然，国会因此也质询内阁，但税务局一份准备好的中日两国税赋对比报告扔了出去，狠狠的给了这些人一耳光。
按照中日两国政府的公开数据，神武元年日本税赋总额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四，并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这几十年，日本税赋比例都在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之间，最低者也就是神武前九年（1903）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而中华税赋总额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五，不及日本最低额的一半，平均额的三分之一。
国税局报告如此说，又让躲在租界的宗社党欣喜万分，新朝每年六亿多两税赋还说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五，那‘我大清’收三亿多两岂不是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可还没等遗老们高兴多久，另一份报告又反手再给他们一记耳光，那就是满清时虽然最高只有三亿多两的税收，但正所谓‘明税轻、暗税重、苛捐杂税无底洞’，在满清咸丰之后，百姓实际的税赋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十，雍正之后也超过百分之五，只把康熙永不加赋的脸皮剥的一干二净。
因为租界的存在，宣传战线的斗争是丰富多样的，也因为士绅的抗税和走私的泛滥，这两年国税局每天都有税警殉国，死的人不必打仗少多少。徐华封想到这些事情，忽然感觉杨锐这个总理也难，他拉着杨锐的肩头道：“难啊！都难啊！”
“我们只是难，但再难也没有百姓苦！”徐华封想着大家都难，但坐在总理位置上的杨锐却知道百姓的境况到底如何：住窝棚的、一家只有一件体面衣裳，裤子要轮着穿的、春夏之交吃野菜的、喜宴上只见木鱼不见真鱼的、因为怕养不活女孩溺死、男孩卖
己卷 第三十四章 出息(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