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月后，一篇由陆军预备役局长蔡锷少将撰写，名为《军国民主义与甲寅战争》的文章在中华时报上发表；数天后，由杨度署名，题为《大夫士与士大夫——战国时代的文化重铸》在帝国日报上发表；在舆论热烈讨论‘大夫士’‘士大夫’之分别时，梁启超的署名文章《再论尚武精神》在沪上时报头版刊出，加入‘大夫士’和‘士大夫’的讨论。不过他完全是一副局外人的做派，只从尚武精神谈起，但文章不可避免的提到了杨度的‘大夫士’荣誉观和‘忠、敬、勇、死’四原则，虽然梁启超评述这种‘大夫士精神’存在瑕疵，可最终还是拐弯抹角的肯定其是一定的价值，切合现今时代下的中国。
梁启超虽然不曾为官，但他在满清垮台前被失势，中日开战后又鼓吹中日提携，本来名声都要臭的，可不想这两次不但化险为夷，名望还居然上涨，着实让礼部的王小霖感叹此人真是命好。他此时也不在台湾，而是到了沪上租界，和徒弟蔡锷一南一北，鼓出起尚武精神来了。当然，他们的鼓吹基本是为了杨度造势，这不由让看到报纸的杨锐在想这杨度到底许了他们什么好处，使得梁启超这帮人这么卖力。
“先生，好像是梁卓如在台湾得了一些捐助。再网罗了一些前清国会议员，比如汤化龙、王揖唐、周自齐、王印川等人，还有一些早年的留日学生，如林长民、张东荪、蒋百里、张君励等。他们正筹备一个叫进步党的政党，打算下一届议员竞选中在国会中占据若干席位。”王小霖主管文宣，圈子内的事情他比较清楚。“杨度和他们之间怕是有一些交易，不然这些人不会这么卖力的鼓吹大夫士精神的。”
“这杨皙子！”听到梁启
庚卷 第三十九章 三思(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