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陕西商人独享的“特区”政策，到明朝中叶为之一变。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财政和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上任不久，就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说，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而是直接拿出白银购买盐引，即能获得贩卖食盐的许可。叶淇是山阳人（今江苏淮安），此举显然打破了陕西及山西等“边商”固有的优势，给了地理上更接近两淮、以徽商为主之“内商”进入利润丰厚的盐业经营的良机。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据记载。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名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他们）兼籍故土，实皆居扬”，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
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曾写道：（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清代陕西文人也称“淮盐以西商为大宗”。较早研究中国商帮历史的现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则指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明代传奇小说家冯梦龙编写的《醒世恒言》中，有脍炙人口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面写到的富商孙富，便以寄居扬州的山陕商人为原型。同时期人撰写的各类文学或戏曲作品中，不时闪现山陕商人的影子，足见他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
第0504章 徽州商帮(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