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储君昭鉴录》，以教谕储君。俺今即了大位子，子孙之事，社稷之本，也不能不予关注。
想当初，秦始皇教太子法律，晋元帝对太子讲授《韩非子》，教育储君，皆予重视然则他们偏重于法，而对帝王统治之道废而不讲，所以导致乱亡，前车之鉴，不可不汲取教训。帝王之学，贵在切已实用，俺想要你们以俺皇考的《储君昭鉴录》为本，稍加扩充，增加俺皇考的圣谟大训以及未曾载入的圣人圣言。书中尽载大经**用以教导皇室子孙们，对他们的品德、学业，都有莫大好处，子孙若能守此，为君处事便可做一个贤明之君，功莫大焉。故此，俺今日召集各位近臣，望能由杨旭、解缙、道衍三位爱卿牵头，诸位爱卿鼎力相助，编纂一部《文化宝鉴》出来，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易之法！”
夏浔已经不是刚到大明时候的愣头青了，当然知道这文教之事，在封建时代实际上是最受朝廷重视的事情，奉旨编书绝不是一件枯躁无聊的事其利益也绝不仅是名载史册，而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政治资本、政治权力。从皇上召集的这几个人，就可以看出对此事是如何的重视。
众大臣喜上眉梢，立即纷纷躬身领旨夏浔随着众人行礼如仪，心中只想：“道衍大师学问精深不但主持《太祖实录》的编撰，还自撰《道余录》，驳斥北宋二程(程巍、程颐)、南宋朱熹文稿中荒诞不经处共计四十九条，虽是一个出家人，比之当世大儒，才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解缙、杨荣等人都是当朝大学士，博览群书、才华横溢，叫他们参与编书，那也是理所应当。说起来，只有我这辅国公，只有一个秀才身份，还是托了那真杨旭之福，若要我去考
第645章 糊涂一时(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