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内阁的决议，以“必要”的限度来决定今后的行动。“必要”，何为必要？一百人可以做出一百个解释，这恐怕在世界上任何本国的军语里也难以查到。这无疑放了关东军一码。难怪关东军在接到这则电文时大喜过望，深感振奋。它不仅肯定了关东军过去的行动，也为今后不断扩大事态找到了强硬的借口。极端的纵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动，这就是军部对内阁“不扩大”方针的具体贯彻。
金谷范三阅华，飞舞着笔，愉快地签上了名，对作战课长笑着说道：“你们这些鬼头，直钻到我心里去了。”
60年后的今天，许多研究中日战史的专家，都对日军两个参谋就能擅自发动一场导致日后两国全面战争的事变感到惊讶、不解。甚至有些人认为，这是日军层层分担责任的一种策略，目的是掩饰最高当局挑起战争的罪责。细细琢磨，此话不无道理。
板垣、石莞先斩后奏，替本庄繁开脱了挑起战端之责；而本庄在支持了板垣、石原的行动后，再上奏军部，又替军部分担了责任；而军部在造成既成事实后上奏内阁直至天皇，又使人觉得天皇和内阁是无辜的。这样一环环追下去，所有责任便都落在了板垣和石原两人身上。而内阁和军部定下的“不使事态扩大”的方针，尽管对制止那场事变没起到任何作用，却成了战后日本人替内阁、军部开脱战争罪责的主要依据。
其实细想一下，这种观点也很难自圆其说的。
内阁以及军部在制定出“不扩大”的措施。对挑起事变的板垣、石原，甚至本庄繁为什么没有惩处，反而在日后连连提升？为什么事后对既成事实总是加以承认，而不愿恢复原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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