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先把我放在一边，继续说老人的故事。我与这个故事的关系，到最后你便可以发现。 那一天，老人回到家，给老伴儿写封信的欲望撞击着他，他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坐不下去站不起来，最后终于没有写。没有写的原因很简单，他要诉说的太多太多，以致无法落笔，无法开头和结尾，只好选择沉默。正像我们太亲太近的人，你无法描写他一样。你能够诉说或描写的对象，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与你的距离，没有距离，也就无法存在诉说和描写。 老人把神思拉回到邮局里，望望眼前那封投寄“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的信出了声。 “年轻人，我要找你们邮局的局长。”他说。 那个穿邮局制服的青年抬起头，看看老人庄严的面孔。拥有这种面孔的人肯定是有非见局长不可的事，是糊弄不走拒绝不了的。青年人朝着一个什么方向都不是的空中一指：那儿。老人楼上楼下左边右边花了十七八分钟时间，在第七与第八之间没有房号的房间里的第七十八号茶杯前终于找到邮局局长，在这个不大的邮局里。老人气喘吁吁掏出自己的证件，自我介绍说他是鼠街中心小学的退休教师，退休的时候正好老伴儿又去世了，他活着没有了希望，没有人再需要他，他希望局长能给他一份工作，他不要钱只是义务劳动。 局长先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后来他被老人眼角里混浊的水花以及他那种为别人所掌握的悬而未定的希望感所造成的抽搐的嘴角所感动，“那么你能做什么呢？” 老人立刻来了精神，说：“我可以投送那些无法送达的死信。” 局长很是痛快，“好了，就这样吧，每月我们发给你四十元就算补助费。” “谢谢，谢谢
第 4 部分(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