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变革，《唐律》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现实了。重修法典是极大的政治动作，而且代表了朝廷的政治态度，徐平现在的地位是不可能做到的。折衷的办法，还是用编敕的形式来确立新法。至于彻底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
宋朝初年并没有专门的编敕机构，最早都是由大理寺负责，后来往往临时差官。到了天圣七年，才开始设“详定编敕所”，命宰相吕夷简和枢密副使夏竦提举管勾。那之后，编敕所便就成了专门整理敕令的机构，相当于大宋的立法机关。至于各个衙门和地方州县编敕，除特殊情况都是由本衙门的官员进行，朝廷再专门差官看详删定。
三司的诏敕，自然是由徐平带本衙门的官员整理，不过他这次特意提出来，显然是超出了平常编敕的范围。简单地说，新的各种经济措施需要用成文法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再满足于一诏一敕的解释，而是要形成系统的法令。这样做，就超出了三司的职权，所以徐平才会专门上奏，最好是有如同编敕所一样的专门立法衙门进行。
赵祯自然是知道徐平的意思，也认同有必要这样做。不过自天圣七年颁行天下《天圣令》，到现在刚好九年，稍微嫌早了一些。编敕有期，一般十年，太密了容易让官民产生混乱。赵祯的意思是，如果不是那么急切，三司可以再等上一两年，跟全国性的编敕合并到一起。那时有提举官，有删定官，有看详官，做起来方便而且从容。
徐平却知道等不得了，变法变法，法不变还怎么改革？本来正常的程序，是应该先变法令，再推行改革措施，王安石变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便就是如此。徐平因为所进行的改革措施基本与原先
第313章 三司编敕(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