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宋太祖在将帅出征前虽有指示，但对于实际的用兵过程则一般不予干预。
通观宋太祖朝的战事活动，没有一次御赐阵法、阵图的纪录。如曹彬率军出征南唐时，宋太祖不仅赋予指挥大权，而且特赐尚方宝剑，“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
在征讨荆湖之役中，宋太祖心腹李处耘以枢密副使身份为都监，后因执行军纪与主帅慕容延钊发生矛盾，宋太祖为维护统帅权威，不得不将李处耘贬谪。而在河北、河东前线带兵的将领更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凡军中事皆得便宜”。
可见，宋太祖大致遵循了“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原则，并不热衷御赐阵法、阵图。《武经总要》前集卷七专门记录宋朝所制阵法，唯独没有宋太祖朝的阵法，作者这样解释：“恭惟艺祖皇帝以武德绥靖天下，于古兵法靡不该通。”此当为其不拘泥阵法的佐证。
而到了宋太宗赵光义的时代，这厮因为是通过篡位称帝，因此对臣下刻意防范，军事将领又是猜忌的主要对象。
他登基初宣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也是更多针对握兵的武将群体。
同时，宋太宗要求武臣的最主要标准，即在于循规顺从，所谓“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也就是说，对武将重服从，轻果敢。
清初学者王船山针对当时形势敏锐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太平兴国四年北伐幽州期间，发生了部分将领拥戴宋太祖之子的事件，对宋太宗刺激尤大。
从此，宋太宗进一步强化了抑制武将的决心和措施力度，实施“将从中
第一千零五八章 破绽(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