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实际上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化。
这个政策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助长了逃港风潮愈演愈烈。1960－62年又有近100万人从大陆逃到香港，许多名人就是这时候跑到香港去的，比如“香港乐坛教父”罗纹、“义群”的跛豪吴锡豪、“期货教父”刘梦熊等。“逃港”的高潮发生在1962的5月份，在大陆的压力下，十万多人被遣返了大陆，因此，当时的香港媒体有“五月大逃亡”之说。
大量的青壮逃跑，导致宝、安、县许多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蛇口也因此闻名全国。66年后，大陆的十年远动和越南战争又导致近百万人从大陆和越南跑到香港来。从越南来的著名华侨就有大导演徐可、演员钟丽提、演员吕踉伟等。
到了1975年，香港人口高达500多万人，除了外来400万青壮人口之外，还有一百多万新出生的50、60后人口，为香港此后数十年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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