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
而“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
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
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
以此论之，中国的学问注重人的道德文章，关注主体的修行，而西学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考察。
曾纪泽并没有把西学的路数和中国的“格物致知”对照研究。
虽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
但是，如果他进一步推论，甚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学问，并没有真正遵循“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条，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
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学问有意无意对新儒学（理学）最初教条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正是导致中国学问出问题的根源吧！
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直接渗透到曾纪泽办理外交的实践中去。
曾纪泽发现西方国际关系遵循一种规则即国际法，而国际法的根本点在于保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主权还不论国家大小强弱。
曾纪泽对华皇道：“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
这是和东方传统国家间关系在文化上的最大不同。国际法意识和主权意识给了曾
1196 指示曾纪泽军购计划(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