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上政治清明，党争变得激烈还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王安石变法在整个大的历史潮流上来说，是毋庸置疑的正确之举，变法所实施的条例，对老百姓是极有好处的，从苏轼苏东坡此人前后的变化便可以管中窥豹，苏东坡本来最初是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
作为反对变法的刺头，王安石当时身为宰相，是一定要打压的，所以苏东坡被寻了由头，贬到地方，可是到了地方之上，苏东坡渐渐的了解到了民生疾苦，也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可取性，所以又提倡起王安石变法。
可是正在苏东坡转变思想之后，宋哲宗元佑元年，司马光为相，尽废神宗、熙宁、元丰间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苏东坡又被贬官，他便开始了一生的起起伏伏，三起三落……
到了宋徽宗当朝，蔡京为相，勾结宦官独专朝政，蔡京为了自己把持朝政，就给反对他的司马光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佑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
本来王安石变法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反对者也不过是政见不同，谈不上真正的谁对谁错，可是变法就这样被利用，成为了党争的工具，一时变得肮脏而不可闻，被刻上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再进入汴梁中枢。
党争没有结束，才刚刚开始，但从这里，政争开始变得激烈，文官开始不折手段，将一向挂在嘴边孔孟之道践踏得体无完肤。
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的权力就这样被消磨得一干二净，到了宋徽宗赵佶这里，朝中大事官家要么不过问，过问之时便是一锤定音，绝对不允许，
第九十八章 招揽（七）(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