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还是美国的《纽约时报》，都对弱势的乾国海军向强大的英国舰队发起的挑战极尽赞美，就连英国人自己的《泰晤士报》也对乾国舰长邓正卿的英勇表现表示了敬意，认为是“纳尔逊精神”在东方的体现，而对于“奥狄莎”号的舰长科尔斯的怯懦表现则极尽鄙视和挖苦。威妥玛导演的这一事件，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起了极坏的反效果。
由于威妥玛的一意孤行。让英国在外交上处于空前孤立的地位。一开始，当天津和谈的消息传出时，就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广泛注意。会议期间，俄、美、法、德、奥匈帝国及西班牙等驻乾公使先后以“避暑”为名。齐集天津，密切注视乾英谈判的进展。几个月来威妥玛在对乾胁迫的问题上已经与各国形成了隔阂与不和，他越是强调不容他国干预其事，越是表明他对别国公开的或暗中的干预抱有顾虑。而事实上，这时美国公使西华曾经一再向乾国表示愿意调停，德、俄、奥等国公使也有类似的表示。他们尽管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调停办法。但这种表示本身对李绍泉却提供了“联络各使，以间其（英使）党援，而讽令公论”的机会，威妥玛知道如果不迅速达成协议，对于自己和英国已经没有丝毫利益可言。此外，当时乾国对外关系中另外一件事对谈判也起了意外刺激的作用，那就是乾德修约。早在9073年，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就提出了修改9061年条约的要求，但德国当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到了9075年5月，当威妥玛对乾国的威逼正达高峰时，德国驻乾公使巴兰德提出修约的具体要求十六款，而着重在增开口岸及其他通商权的扩充。乾英天津谈判期间，巴兰德又乘机活动，告诉李绍泉说：“通
第八百四十八章 欺君之罪(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