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路，浪迹各地，触目皆是；而许多帮会如天地会、哥老会也就趁机扩充势力，失意军人相继加入，以团结谋求生存，这批人心怀不满，自然是一致的，而且成了社会的一大公害。孙衣言在给马新贻立的“神道碑”中说：“自洪火秀以奸民乱天下，用兵十年，仅乃戡定，而人心逐益不靖，贼徒跳免，武夫悍卒流落，含毒睢盱，往往窃发，大官便文自营，率不肯穷治，民益无所惩畏，内自辇毂，外洎通都大邑，怀白刃入官寺，狙杀长吏，岁或再三作。”确实是当时社会问题的写照。
对待这一问题，曾伯函与马新贻的政治方略是截然不同的，曾伯函为政从宽，马新贻为政从严，故孙衣言在“神道碑铭”中又说：“初大学士曾公既已兵定东南，遂欲与民更治，卵翼涵呴，一切治以阔略。及公继之，则务引绳墨为综核，盗贼得，立卽诛死。小人固多不便。”两人宽猛作风的不同，相形之下，马新贻自然成为众所怨怼的对象。比如他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危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就地正法，故散兵游勇对他恨之入骨。其它例子如彤郅八年六月十五日，湘军鼎字营为了索饷在韩庄叛变，马新贻一边迅速“查出滋事勇丁鲁万隆等五人，立即正法。”随后又借机将鼎字营分批全数遣散，如此一来，又不知得罪了多少湘军兵勇。
马新贻自己也曾在《招垦荒田酌议办理章程折》中说：“游兵散勇，大抵皆无籍之途，久在军营，桀骜难驯，虽已撤散为民，情性不能遽改，人皆望之生畏，且素不务农，耕耨非其所长，若令兵民相处，气类不同，安望浃洽，难保不激成事端，兵勇垦荒之议断不可
第九百八十七章 秘密查访(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