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他那篇《西国圣道考》，便着实为难了这班人一回，这些人本不认同洋人为人，而洋人既遵圣道，则便不能讥以非类了。是故乾国兴办洋务，从此少了一大阻碍。”伊藤博文叹道，“那时我还以为，文章立论能写到如此，已是极致了，不意他又能更上了一层楼，把这‘士农工商’的桎梏也给破了！他是真正的天下奇才！可惜生在乾国，而不是日本！”,…,
“士农工商，排列有序，视商为贱业，古以有之，而欲兴商利民，非破除此等陈腐之见不可！”林逸青也感叹道，“而要破除成见，何其难也！谁知林文襄竟能做到！今日回想起来。仍觉不可思议。”
林逸青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熟悉近代历史的他知道，这“士农工商，商为最末”的成见，实在是为难了那一代的中国仁人志士太久太久！
事实上，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早期的西方也是一样：“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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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翁叔平日记》：
“光旭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林义哲条陈，其摺有建海军、护华商、开地矿、修铁路、安电报诸项，于筹饷一项则倡言兴商业以开饷源，并议借洋款，其于摺内极言工商之重，称士农工商皆为国之柱石，犹椅之四腿并列，有缺损则颠仆。其论一出，闻者哗然。以其多引
第二百二十三章 四民柱石论(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