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推及所有地方 大员，担忧“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建议朝廷严惩杨昌浚等官员，以此扭转疆臣藐法欺君之局面，“以伸大法于天下，以垂炯戒于将来。庶大小臣工知所恐惧，而朝廷之纪纲为之一振”。
朝廷很欣赏王昕的这道奏折，下发谕旨批示说：“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命刑部“彻底根究”。
王昕的奏折是秉承帝师翁叔平之意而写。作为扭转杨乃武一案的关键人物，翁叔平此前曾对敬亲王如此说道：“冲龄之至，太后垂帘，是所谓‘孤儿寡母，的局面，弱干强枝，尾大不掉，往往由此而起。征诸往史，斑斑可考。王爷身当重任，岂可不为朝廷立威？”
圣平天国之后，地方督抚坐大，死刑裁判权也由中央下落到地方。朝廷既然希望“立威”，则案情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出符合朝廷需要的“案情真相”，换言之，即使此案地方官员并未错判，倘若朝廷一意坚持，最后的真相仍然只能是朝廷需要的那个“真相”。由此，地方大员如丁直璜们的不满，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举人杨乃武的亲人们的进京申诉之路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贵人”，他们中间有杨乃武的同窗好友，有仗义资助的浙江籍商人，有大批浙江籍的京官。没有这些人，杨乃武的家人申诉次数再多，他们也不可能获得帝师的注意，更不可能得到多达13道重审的谕旨。
这是一名绅士，在帝国司法体系里所能够拥有的特权。
与杨乃武及其亲属坚持不懈的申诉形成对照的，是葛毕氏自始至终的沉默。自酷刑诬服之后，直到冤情洗刷，葛毕氏安于命运的不公，始终不曾要求申冤。
第五百四十五章 如此真相(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