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出自同文馆门下呢？
说起来，同文馆没有培养出有历史影响力的人物，肯定与其实用功利的人才培养目标有关。换言之，它原本就是为了培养匠人而存在的，学生有太多的独到见解，反而于朝廷不利。不过，与“实用功利”这一层限制教育进步的天花板相比，人们对科举考试的痴迷是更严重的障碍。就算是同文馆的创办者，也认定经史子集是正学，学习西洋文字乃至火器制造不过是不得已的事情。而入读同文馆的学生，真正对西学有兴趣的并不多见，更多人看重的是“馆内肄业后，可以一体参加乡试”的优惠待遇。要知道，创办者出台这一政策，本是为了增加同文馆对聪明年轻人的吸引力，谁知它倒反而被很多人当成了跳板，所以馆内经常发生学生“只学时文，不习西字”的怪现象。
说起同文馆学子的心路历程，京师同文馆培养出的佼佼者——晚清第一代外交官张德彝的心态倒很能说明问题。张德彝在近代外交史上并无太大影响，但他一生八次出使外国，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西洋见闻录。不过，在西洋大开眼界的经历，从来就不曾弥补他并非科举正途出身的遗憾，直到老年，他还拿自己当反面教材，叮嘱子孙一定要走科举正道，以免一辈子被人瞧不起。
从京师同文馆里走出来的最优秀者尚且是如此心态，“同文三馆”中的“小弟”——广州同文馆里的学生满心只想着科举考试，外语学习只要应付过去就好，又有什么奇怪呢？而不管投入的经费如何雄厚，条件如何优渥，如果学生没有“我要学”的热情，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也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道理，真值得今天的教育者再三深思呢。手机用户
第34章广州同文馆(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