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离开中国，以及因为什么离开中国，那就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杨儒不得不担心秦朗与清政府认为的那些叛逆的关系：也许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也许他与他们有密切的交往，也许他同情他们……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同时也不可能通过这次会谈查证什么，但他仍然要小心戒备。
去年发生在广州的那场未遂暴动和逃跑的几名叛逆头目时刻提醒着杨儒，为了大清朝的安危，他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他绝不能让秦朗的阴谋得逞，如果他真有什么阴谋的话。
杨儒满脑子都是这些问题，结果在短暂的发言后就陷入了沉默，当然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否则秦朗一定会大声笑出来——当然，他同样在寻找着一个答案，如何绕开眼前这位公使先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顽固。
其实这种顽固经常能被绕过，通过影响其他某种东西，而非有关的这一个，但他需要一个能够迅速见效的方法。
秦朗仔细考虑着，同时聆听着邓肯与白斯文的激烈争论——浅薄的、只与价格有关的争论，而杨儒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则被他们自然的忽略了。不过这也十分正常，他们都不是真正负责的人，只能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而不能涉及关键。
然后他稍稍转动眼睛，把目光投向奥康纳和哈林顿中校，在这场争论中他们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不过，秦朗想，他们很快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他有了一个主意。
“请安静一会儿，先生们。”秦朗说，既对邓肯，也对白斯文，“这场争论看上去很难得到一个结果。所以我建议暂时休会，同时，我诚恳的
第二百二十九节 军事顾问将要出发[中](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