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董建华的评分暴跌，证明他们是民愤的焦点，拖累整个领导班子。若以45分为危机线，14名高官当中有12人的民望低于50分，6个陷入信任危机，显示出港府领导层的危机形势极其严峻。
第二个影响是香港部分公民的确充分、有序地展示了民意。7月2日，在香港出席国际旅游合作大会的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就认为，游行显示了香港是一个“言论非常自由的地方”。美国商业协会主席詹康信在同一场合也指出，1日集会和平进行，显示香港是一个文明和民主的社会，也让政府有机会听到市民声音，改善施政。国际媒体和西方国家纷纷表态，既对游行关注，也对和平的方式表示欢迎。
第三个影响是引发港人和有关方面开始深刻反思香港的自由与责任、法律与lun理等问题。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国家意志并不必然等同于人民意志。国家权力授之于民，前者应从属于后者。民众应该、也只能够以法律的方式（例如依法申请的集会游行和示威、被法律保障的舆论自由等）去影响国家政策，使国家尤其是国家的化身——政府及其官员时刻牢记将国家意志隶属在人民意志之下，以人民价值追求作为国家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国家不能以lun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而应该用理性、法律来建设和引导lun理。“国家安全”和“人民自由稳定”相比较，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国家安全”只是工具价值，而“人民自由和稳定”才是终极的目标价值。但是，香港的自由与责任并非矛盾对立。在任何一个国家，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更不存在绝对的、无序的自由。自由受法律制约，法律为自由服务。作为中
第270章 高中最后时光(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