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弟弟很多洋做派还不太习惯，但是将子弟送出去放洋他是举双手赞同的。当然，他有些奇怪为什么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弟弟绝口不提去日本留学，而非要送到德国与美国这样差异更大、路途更远的国家。
对于个中缘由，禹子谟是无法解释的——日本革命党力量很强，他担心这两个刚刚年满18岁的年轻人会经不起那种炽热与爆发。他并不是不赞同革命，而是认为在现在的中国更需要能脚踏实地办实业的人物，禹家的子侄都很老实、本分，不太像能是搞政治的人物，做学问或者搞实业倒更契合一些。再说，经历过“非常国会”的风风雨雨，禹子谟已经对政治变革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高呼两句口号，弄点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并不困难，但要真正改变这个国家的落后与衰败，只有热情与口号是不够的。在走出国门去见世面的两位子侄身上，无不承载起了父辈殷切的期望。
留守身边的便只有年龄尚小的陈若愚，一直将其视为几出的禹子谟将其送到奉天新学堂读书。小家伙虽然起先吵吵闹闹不乐意，但读了几天后就喜欢上了那里，还一口一个黄先生（黄炎培）怎么说，由于天资聪颖、基础扎实，直接就读了中学堂二年级，同学都要比他大个两三岁。子女纷纷离家，读书的读书，嫁人的嫁人使得禹子谟兄弟有时不免感觉一丝寂寞，但更多的时候体会到了一种为理想而奋斗的充实。
虽然众人极力保持低调，但弓长岭方面的钢铁成就却是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的。在1905年年末日本和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时，虽然奉天交涉司韩国钧极力反对，但仍然不能阻止日本大仓组获得本溪湖一带煤、铁矿山的开办权力，虽然标榜中日
【第043章】 外有觊觎(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