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等降闯之徒复降虏师，而虏廷更遣人招降山西各地，山西一省在那年城头变幻大王旗。这几年，虏廷官员在山西横征暴敛，虏师更是劫掠过甚，称得上是一个无恶不作。”
山西的情况陈凯知之不多，干脆也不做多言。但教科书以及他当初读过的一些文章里，却很清楚的记载着更加能够吸引郑成功等人注意力的内容。
“学生一路向东，抵达借运河之利南下。然则畿辅之地，面目疮痍。虏廷在北直隶跑马圈地，将划入其间的土地整片整片的划给各旗，当地及周边百姓更是以投充之法拘入旗庄，贬为旗奴、包衣，肆意打杀虐待。百姓不堪其辱，大批逃亡，虏廷又设逃人之法，厉行抓捕，牵连甚众”
圈地、投充、逃人，再加上剃发、易服、以及尚未开始执行的迁界禁海，清初诸般恶法，可以说是每一笔每一划都是蘸着动辄数万、数十万，乃至是上百万人的鲜血写出来的。相比屠城那般一刀切式的伤害，这些恶法对华夏文明造成的持续性杀害并不是那么显眼，但却一点儿也不逊色于前者。
偏居东南的福建，郑成功对于这些事情有所耳闻，但是局限于这个时代的通讯水平，详情上也是知之甚少，甚至很难讲这些概念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对满清殖民统治的形象化理解。而在这一点上，透过历史，陈凯却能够看得更加清晰，放在郑成功的眼中，也就自然而然的理解为曾经真的身处其间。
“学生途径沧州之时，也曾见有逃人被捕，连带着窝藏之人亦要处死，妻子家产抄没。”说到这里，陈凯顿了一顿，继而言道：“这一路行来，到处是残垣断壁，可谓是满目疮痍。尤其是扬州，曾记得前人有诗云：腰缠
第七章 效马骨（二）(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