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章，从木西京之罪说起，最后深刻剖析了华夏之法过严过苛，当以改变的论调。秦国不治木西京之罪，便有行法从宽之向，另外也是以法治罪，而非因人获罪！
“白子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学宗应有的胸襟和见识。正如他所说的，木西京非祸乱华夏，更非背叛秦国，秦国如何罪之？此便是白院长首创之‘罪刑法定’之原则，依法而论。木西京乱义渠、联中山，为祸外族，于华夏非但无罪，且有功矣！”
这篇文章一出，便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先秦法家的广泛讨论。慎道、申不害甚至是杨朱都先后在《大秦时报》上发表了文章，其中杨朱和慎道是力挺白栋的，他两人一个是道家出身，一个是较为温和的法家‘势派’，对行法向宽和罪刑法定原则更为容易接受。申不害则是大摇其首，不过很快就被一些白栋的拥趸者批评的体无完肤，认为自他担任韩国内相以来，韩法日渐严苛，韩人更是举步自惊，远非圣人之道。
这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卫鞅，他的新法实行十余年无非就是靠‘严苛’二字，甚至一度严苛到了要割赢虔的鼻子、要打赢驷的屁股。不过几次碰壁之后，这位法家巨子也感觉到白栋对秦国的影响日渐增大，如今的他已经不完全是历史上的那个卫鞅了。这次白栋虽未直接插手秦国立法，但是借木西京之事也等于是对他的一个警告，这次卫鞅很聪明的没有跳出来发表意见，不过已经在考虑是否应该对秦国最引人诟病的连座制度做一些改变？白栋的‘罪刑法定’原则一出。首当其冲的就是他推行的连座制度，他可不想现在就直面白栋这座大山。
木西京现在就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经过《大秦时报》的一
第六百一十一章 【东西方的论战】(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