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看法，我当然不能拿你们都不认识的邻居王二来举例了，对不对？
我们从一九四几年开始，文学创作就一直是政治挂帅，现在国家没有这种要求了，可它已经深入一些人的骨髓了。我在2013赴京参加全国青创会的时候，在火车上同一些传统作家聊天。
对话如下：
月关，听说你是写小说的？
是的。
哦，你的故事揭示了什么深刻的思想？暴露了多么深刻的人性？
我大吃一惊，机灵灵打个冷战，赶紧掏出电子书，先看几章小说压压惊再说。
我和来自星星的你，实在没有共同语言。
他都没问你写的是什么小说，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好不好看。张嘴问的就是深刻的思想、深刻的人性。吴承恩写了本《西游记》，蒲松龄写了本《聊斋》，告诉朋友说我刚写了本小说，对方如果马上给他来这么一句的话，这种思维正不正常？
吴承恩也好，蒲松龄也罢，提笔之初谁不是想写一个好看的故事，而是先立下一个宏大的主题，然后再去拼凑故事给这个主题？
吴承恩的西游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民间故事了，他是把历代不断完善增加的传说综合在一起加工创造的；三国演义也是、水浒传同样如是。蒲松龄的聊斋就是采访老百姓知道的民间故事加工而成。
那些口口相传，靠人民大众集体加工不断完善出来的故事，你说这一代代人他们在传播创作的时候想的是要赋予作品什么深刻的主题？它得以流传难道靠的这个？
这些主题都是后人赋予的，创作者最初的目的只有一个：
风的传说，月关说呀说(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