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拿下平壤了,而原因肯定是圣主、中枢与军方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为什么矛盾会激化到如此地步？看看东征策略导致的后果就知道了,圣主和政界大佬们为了以外交手段解决远东危机,置军方意见于不顾,非要与高句丽人谈判,结果三个月过去了,远征军还在辽东城下。这证明圣主和中枢的东征策略是错误的,但他们为了挽救危局,又不顾军方的反对,强行实施段文振遗策,这实际上是用可以预见的更大的错误来弥补之前所犯下的小错误,而由此导致的后果必然由军方来承担,军方当然不于了,当然要阳奉阴违了,甚至会故意制造不可克服的困难,迫使圣主和中枢下诏撤军。如此一来东征失利的责任就是圣主和中枢的,他们在政治上必然面临空前危机,而政治上的失败必将给圣主和中枢以沉重一击,后果之严重难以想像。
周法尚的质问,让来护儿和崔君肃“清醒”了一点,而正是这点“清醒”,让两人惊悸不安。
很显然,这是圣主和中枢的一个政治手段,一个政治上的预防措施。
平壤一战,如果水师按照预定计划,与陆路大军联手,水陆夹击,攻陷平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圣主和中枢根本没办法给平壤前线几十万大军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武器,在没有奇迹发生的情况下,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高句丽人应该能坚持下来,中土的陆路大军最多打个十天半月就会后撤。
陆路大军一撤,也就意味着今年的东征失利了,而失利的责任都是圣主和中枢的。面对这一最有可能变成事实的推演,圣主和中枢不得不使用政治手段来预防万一,而办法就是牺牲水师,让水师抢攻平壤,行险一搏,水
第两百六十章 政客(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