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要说直接剥夺一个军将的领兵权了。
政界也是一样,人事权直属圣主和中枢,即便某个亲王或者当朝宰执有临机处置、便宜行事之大权,但对事不对人,人事权太敏感了,稍有不慎就会触及到圣主和中枢的心理“底线”。你可以决定事情怎么于,却不能决定由谁去执行,即便这个人不合适,你也无权撤换。人事调整不仅仅是一套律法程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的背后关系到了利益格局的划分,虽然你调整的不过是一个人的官帽子,但实质上它动了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政治是因利益而产生,如果没有利益哪来的政治？
杨恭仁也罢,樊子盖也罢,明明知道某个中央高层就是以杨玄感为首的政治集团里的重要成员,但就是“动”不了他,没办法拘捕他。这不是有没有真凭实据的问题,而是这个权力不在你的手上,你一旦行使了这个权力,就是越权,就是僭越,就是触犯了礼法律法,接下来圣主和中枢的态度就决定了你的命运,如果他们不高兴不满意了,你就死定了,反之,你就立功了,但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它的影响太恶劣了,如果人人仿效,人人都去越权,礼法和律法的权威丧失殆尽,亡国就在眼前。
杨恭仁紧急请来了秦王杨浩和监门郎将独孤盛,还有越王府长史崔赜,直接撇开了樊子盖、元文都、韦云起、韦霁、裴弘策等“大佬”,直接把城内的改革派、鲜卑人和关陇本土势力排除在了可信任的范围内,他现在唯一可信任的就是宗室和外戚,秦王杨浩和监门郎将独孤盛是绝对可靠的,至于崔赜只能勉强信任,毕竟崔氏被捆在了越王这条“倾覆在即”的船上,为了活命崔氏不得不“自救”。
第四百五十九章 未雨绸缪(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