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不难看到，齐王北上戍边也罢，白发贼受抚也罢，都是中土进行战争准备的一小部分，只能缓解一下北疆镇戍危机，在局部起到一点小作用而已，对整个战争大局却基本上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更谈不上有什么改善作用。而这正是圣主和中枢为什么在齐王戍边和处置白发贼一事上做出妥协的原因所在，这两?事实际上都无关大局，真正关乎大局的是裴世矩的西行，只要裴世矩西行成功就能挑起东西两部突厥的矛盾，有效延缓战争爆发，还有就是第三次东征，只要东征大捷就能征服远东诸虏，斩断大漠北虏的“一条胳膊”，当然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向国内保守势力做出让步，以此来换取稳定两京政局的稳定，即便是暂时稳定也行，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中土在这场战争中的胜负，试想一下，假如战争期间，保守势力再在京都搞一次兵变，那就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了。
封德彝无法给裴世矩提供什么有用的建议，只能安慰，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裴世矩的歉疚和感激。
裴世矩倒是豁达，直言不讳，正是因为封德彝，他才在中土未来的走向上毅然做出了选择，否则他根本下不了决心，始终摇摆，委决不下。
事实上内忧外患一起爆发后，中土只有两种应对措施，一个是保守主和策略，攘外必先安内，先做“鸵鸟”，在国防和外交上被动防守，妥协忍让，集中全部精力先解决国内矛盾，先稳定政局，恢复国力，然后再对外征伐，洗雪前耻；一个是激进主战之策，就是“攘外”和“安内”同时进行，两条线作战，誓死奋战。
两个策略各有利弊，前者的弊端是，圣主和改革派必须为今天的困局承担全部责任，要承认
第六百六十七章 你也敢与虎谋皮？(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