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路”的恶行。但即便如此，朝廷还是站在了张霈伦这一方，连阎丹楚这等不畏权势的人，都选择妥协退让，息事宁人，张霈伦的气焰之盛，实不愧“牛角”李经珊戏称其为“犀牛角”之誉。
张霈伦弹劾朝官的风格，可以归纳为“对人不对事”所谓“好搏击”，自然是攻击人身。这与张芝栋正好相反。后者“但谈时事，不事搏击”，可谓“对事不对人”。时人评价此二种监察纠弹的方式，多半赞赏后一种。因为惟有就事论事，不细分谁是主事之人，才是真正做事情的态度，才可能推动政治走向良性的轨道。如果就人论事，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镜打量世界，只看到暗色的一面，却忽略了明色的一面，只盯住人的优劣长短，却不顾事态的进展，与谁有仇怨，就死命咬谁，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坏，这则很容易陷入宗派社党斗争的偏狭。古人喜欢说“因人成事”，确是硬道理，可它不应该教条化、僵硬化而运用于风谏，其恶果往往是“因人坏事”。
但论者评定二张，赞扬的天平却向张霈伦倾斜。其时张芝栋所上奏折、附片共计三十九件，无一是弹劾他人，无一非因事陈言。这亦是一个可以配对张霈伦的奇迹。而张芝栋因此背上“宦术甚工”、“极会作官”的恶名。确实，张芝栋的弹劾风格，一般不会得罪人而张霈伦的弹劾风格，则会一再得罪人。是否在乎得罪人，得罪了多少人，是考察言官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亢直”，却不是全部的标准评定言官的成绩，不仅在于他们的德行，更在于他们对政事的洞见和补遗。古人将“立德”置于品评人物的最上端，张芝栋因此被斥责为“下愚不移”，在“翰林四谏”之中，人品最下，实在是冤枉。
第一千零四十一章 “青牛”之角(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