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些人里头，我只佩服两张，是用世之才。张孝答张芝栋大刀阔斧，气象万千，将来可以独当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张侑樵张霈伦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
其实，“躁进”不独为张霈伦一人的缺点，甚至可以扩大化至几乎整个“清流党”。
清流党所指涉者，乃光旭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全面发挥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力，遂有“清流党”之称。
而党争冠以“清流”之名，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时朝政腐坏不堪，制度的枢纽已然崩解脱落，需要以道德的名义加以整治和拯救。
“清流党”之勃兴，一是因为“彤光中兴”的大局面，朝廷要作出为打造盛世而虚心纳谏的民主姿态，士风高涨，言路大开二是因为另一种隐秘的派系斗争即斩不断、理还乱的“南北之争”的鼓动，将单个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拧成一股绳，隐然有党社团体的形状三是因为仁曦太后的推波助澜，借清流的力量打击敬亲王一系。就这几点最关键的原因而言，清流的产生，与儒家道德的自发鼓舞并无什么直截的关联。在时人口中，亦少有“诤臣”、“君子之风”的赞誉，多认为他们借搏击权贵以谋求直言的美名倒是对帝国执政者能够容忍这些人的论政方式和意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但道德水准的普遍低下，有弊亦有利那就是他们极少患上道德病，以道德的名义杀人。
大乾帝国的南北之争，
第一千零四十一章 “青牛”之角(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