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以外，都不应该进行哪怕一个碱基对的测序。”
不止是达尔贝科，蔡教授和托拜尔斯也听傻了。
这是杨锐第一次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是赞同达尔贝科的意见，而是与达尔贝科的意见相左。
对于两个人的关系，以及日后的关系和位置，杨锐此时的表现，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当然，他提出的意见，也是非常具有决定性的。
达尔贝科不由的深入思考起来，过了一会，问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的压力会大大增加。”
“只要项目成立，如此巨大的项目，哪怕是再急功近利的人，也不会要求我们在一年或者两年就给出成果吧，所以，先期完全放弃碱基对的测序，专注于技术，我认为，压力虽然会增加，但不会增加的太多，第三年的话，压力也许会增加的很多，那个时候，再做一定量的碱基对测序，也是可以的。”杨锐轻声解释。
“有必要如此吗？”，
“非常有必要。”杨锐道：“我们不测序任何一个碱基对，我们可以向投资人，或者民众解释，我们现在采取的技术先行的策略，我们现在的准备，是为了后期更快速的完成碱基对的测序，而且更省钱。而我们一旦进行了测序，比如第一年，我们完成了5万个碱基对的测序，结果是什么？投资人和民众会高兴吗？”
达尔贝科迟疑的道：“不会吗？”
“当然不会，因为任何人都会这个简单的计算，我们用了一年才完成了5万个碱基对的测序，10年才能完成5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100年是500万个，1000年才5000万个测序，于是，所有媒体都
第八百四十四章 依据文章（补更）(2/5)